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是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之后，党中央面向“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又一重要部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治理逻辑的科学总结与制度化回应，既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深厚实践基础，也体现出面对新时代历史方位和发展环境变化的高度理论自觉，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成果，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
1、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不同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完善规划引领、政策协同和制度保障，对经济总量、结构与质量实施系统治理的制度安排。其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统领，以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支柱，协同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综合性治理框架，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经济运行的高效能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了具有自主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治理知识结构，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经济治理理论，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化支撑，也为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提炼与政策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全面超越。我国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吸收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有关市场机制、总量平衡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理论框架、政策目标与制度设计上的整体超越与系统创新，突破了以短期经济稳定和周期性管理为核心的西方宏观调控逻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微观基础，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以系统治理为主线，以“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设计+结构性改革”为政策取向，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为协调逻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保障，实现短中长期统筹兼顾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宏观经济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承担着统筹全局、协调政策、优化结构、保障稳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功能。通过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策协同，构建以规划为引领、政策为支撑、评估为约束的治理格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效率与公平、增长与结构、创新与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传统以总量控制为主的调控方式已难以适应多重目标需要，唯有构建新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方能将短期调控转化为结构优化与创新驱动，为新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结构升级提供持久动能。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应对风险挑战、培育长期韧性的战略举措。面对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和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构建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能有效提升风险防范和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通过建立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构建“区间、定向、相机、精准”调控体系，使经济在稳中求进、进中提质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2、“十四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阶段，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我国不断推进宏观经济治理实践，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保障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是经济增长稳中提质，宏观经济实现量质并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质效并举的发展态势，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统筹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化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完善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协同机制，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2021—2024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5.5%，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居民就业和收入稳步增长，宏观经济韧性显著增强。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重心全面转向“质的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经济韧性与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二是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完善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宏观经济治理注重强化科技、产业、金融政策协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壮大与传统产业升级并进。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达到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创新投入显著带动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20年的7.8%提升至2024年的10.2%，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制造、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宏观政策彰显生态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已成为宏观经济的鲜明底色。“十四五”时期，我国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环节。宏观经济治理注重强化财政、产业、金融、能源等领域协同，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市场等制度安排，健全能耗双控与碳排放约束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1.6%，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绿色金融加速发展，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36万亿元，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加快，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
四是统筹协调防范风险，经济韧性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更加注重在复杂多变环境中统筹发展与安全，形成多目标协同、多政策联动的调控格局。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不断健全，政策协调性显著增强，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持续完善，治理能力的前瞻性与应变性稳步提升。2021—2024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粮食安全基础更加坚实，“十四五”以来，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大关，口粮自给率100%以上，谷物自给率95%以上。能源供给能力稳步提升，综合能源生产能力由2020年的41亿吨标准煤提升至2024年的49.8亿吨，提前实现“十四五”46亿吨目标。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未发生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粮食、能源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韧性持续提升。
3、“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继续抓好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任务。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支点。要主动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与统筹功能，构建中央与地方、总体与专项、长远与阶段性目标有机衔接的战略体系。在“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应充分发挥中长期规划的导向作用，加强与年度政策的衔接与协同。同时，要加快规划体系数字化转型，建设国家规划数字中台，整合经济、产业、财政等多层级数据资源，运用智能分析和情景推演技术，为宏观政策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决策参考。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机制。首先，要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将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纳入统一评估体系，科学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与节奏，提升宏观调控的系统性与前瞻性。其次，要强化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的深度融合，加强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投资、消费、环保等政策整体协同，形成跨领域、跨周期的政策合力。再次，要完善跨部门会商、信息共享与预警机制，增强政策透明度和传导效率。最后，要强化规划导向的执行反馈机制，健全政策评估与修正流程，使宏观政策取向更加协调一致、执行更加精准高效。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枢纽环节。“十五五”时期，财税改革应从单项调整转向系统重塑，从预算制度、税收结构与央地关系三个方面协同推进。首先，要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和信息公开机制，提升财政资金配置的精准性与透明度，重点保障教育、科技、民生等重点领域投入。其次，要优化税制结构，稳步推进增值税、消费税改革，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强税收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要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升基层财政保障能力，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最后，依托数字化与法治化手段，推进智能化征管体系建设，提高财政运行的规范性与风险可控性，使财税体制在“十五五”时期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推动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战略任务。首先，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金融调控的前瞻性与精准性。其次，要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流动。同时，要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健全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机制，稳步拓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市场，促进投融资良性互动。此外，要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与风险管理机制，夯实金融安全底盘。全面强化金融监管，健全风险防范与预警处置机制。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与资源配置效率。
（刘晓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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